党的十九大使用了完善制度建设目标的提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从成熟、定型到完善的逻辑演进路线，科学地解释了从党的十四大以来过去三十年中制度建设的各项政策目标的连续性以及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未来三十年中制度建设不断发展的政策方向，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理论说服力和实践指导作用。
[18]在食用方面，我国相当多地区存有食用野生动物的习惯，这种习惯造成了以下危害：第一，破坏生态环境。[16] 蒋德梦、余丽江、杨洋、李思琪、罗旭：《中越边境野生动物贸易和养殖状况调查》，《野生动物学报》2017年第4期。
随着世界人口的不断增长和世界气候的变化，人类与病原生物的接触越来越多，逐渐打破了病原体宿主的中间屏障，使新发病毒性人畜共患传染病的发展形势日益严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更是容易造成严重的公共卫生安全危机。[19] 蒋志刚：《论野生动物资源的价值、利用与法制管理》，《中国科学院院刊》2003年第6期。（六）优化野生动物的执法体制 野生动物法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我国的野生动物保护与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除了法律规则本身的缺陷之外，执法体制不够完善也是一个重要原因。[6] 李晓丹：《食用高风险物种动物 目前法律存在真空地带》，《经济观察报》2020年2月17日。在《动物防疫法》中对野生动物的检疫工作进行明确规定。
参见杨虎、王登临、兀征：《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官方兽医队伍建设中的问题分析》，《中国动物检疫》2016年第10期。文章来源：《浙江学刊》2020年第3期。二、基本民事主体若表述为自然人，是否应将其区分为公民和其他自然人 退一步说，如果我国立法者难以接受上述宪法逻辑，坚持在民法典中将一般民事主体表述为自然人，那么，将外国人纳入自然人范围，在民法典总则编中加以规定，而将特殊人格指向外国人，由民法分则（或特别法、特别规范）加以例外性地规定，应该也是可以的，只是逻辑上的整体性、协调性会差一些。
事实上，在就业、出入境、购买不动产等方面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对外国人的特别限制性规定，就证明外国人的权利能力与内国人不平等，从而证明自然人权利能力一律平等的规定错误。所以，宪法、私法、公法三者保护的人身权利的主体和内容都是一样的，只是在保护时充任的角色、方式等有所不同而已。与此同时，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11 条只规定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适用经常居所地法律，其并不能解决上述问题。这种情况无可置疑地表明，《草案》总则部分民事主体自然人应当改为公民（中国人），从而回到我国宪法的效力范围内来。
可以说，《草案》作这样的安排在当代实行制定法制度的较知名国家的民法典中是找不到先例的，也与我国宪法不甚相符。基于这些宪法原因，作为我国《宪法》下位法的《民法典》，从按宪法要求和合乎逻辑的角度看，都只能把公民作为首要民事主体。
就第1款而言，谁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组织、个人的房屋以及其他不动产？显然只能是国家行政机关。可以说，以自然人为基本民事主体，并不是民法学界的共识。职权用这里是必要而恰当的。比如我国《法官法》和《检察官法》规定的法官、检察官任职资格之一，就都是有（宪法规定的）公民身份。
这就使得打扰个人独处状态的做法合法化了。这个术语体系的基础，应是本国的宪法。同理，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的主体如果表述为人，民法典中民事权利的基本主体就应该表述为人或自然人——德国宪法（基本法）与当今的《德国民法典》就是按这个原则配套的。以下笔者秉持法律三元分类观，以民事权利中的人身权利为例，来说明法治社会中正常的分工。
2016年7月5日的民法总则草案使用公民一语0次，自然人一语22次。没有理由将这种主张看成是不证自明的，更不宜动辄以民法学界通说来压制民法学界内部和其它二级学科中持不同看法的学者。
《草案》第4条规定：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11]可以说，《法国民法典》是特别强调民事主体中自然人的公民资格的民法典。
可惜《草案》总则编没做出这种区分和规定，分则各编也没有做相应规定。1896年公布、1900年开始施行的《德国民法典》对于将自然人和法人的区别采用淡化处理的方法，但淡化并不是不区分。各国宪法差异决定中国民法典表述基本民事主体不能复制德国民法典的规定。在此状况下，国家没有必要在漂流物、埋藏物、隐藏物、个人遗产等小事上居于比个人更优越的获取地位。[1]笔者不揣浅陋，拟对宪法与民法典关系方面的四个理论问题作一探讨，供立法机关和同行参考。[18]笔者认为，只要正确理解宪法，并且在技术上处理得当，就不会有宪法妨碍民法典充分保障民事权利问题和宪法使民法典失去民法特性的问题。
[8]同前注[6]，徐国栋文。宪法相关法、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公法为人身权利提供私法保护方式之外的具体保护。
如果《草案》第2条必须维持原状，则应在该条中增设这样一款：外国人、外国法人享有同公民和本国法人一样的民事权利能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以下简称：除外条款）。私密在汉语中指私人秘密，所以，私密的范围小于隐私。
而我国民事立法仍然充斥着‘公民之表述，这不得不使我们思考是否应当在‘公民与‘自然人之间做出选择与取舍，以契合民法观念的当代发展。[15]这里不但区分了本国公民和外国人，而且将享有权利能力的主体限定为本国公民。
私法（民商法）从私法角度对人身权利从身份权和人格权两方面提供相应的具体保护。[7]孙谦、韩大元主编：《世界各国宪法（欧洲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版，第178页。在民法领域用权力机构来描述民事主体中的内部组织，也不符合汉语的表述传统和习惯，最好将权力机构全部改为决策机构或全权机构。公民与自然人是什么关系，《草案》有什么必要将公民改为自然人呢？这是一个即使在民法学界也未真正形成共识的问题。
[6]从宪法角度看，这一论断比使用自然人一词的主张更有根据。[4]然而，也有学者证明社会主义解体后的俄国民法仍在使用公民概念。
基本民事主体，是指在两种或多种民事主体中，处于居首的、最重要的位置的那一种。再说，中国有中国不同于他国的情况和需要，因此，即使有的国家不区分，也不妨碍我国做区分。
我国民法典将基本的民事主体表述为自然人，对法治实践也许不会有明显阻碍，但从法律体系应以宪法为基础形成内部和谐统一整体的客观要求看，肯定是不合适的。（二）有些情况下用职能、职位优势比用职权合适 《草案》有7个条文中8次出现了职权一词。
如果做这样的置换，《草案》原来的条款即可这样表述：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位优势、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秉持法律三元分类观看人身权利保障，三类法律的分工一目了然：宪法确认公民人身权利保障的根本原则，这些原则（即相应的宪法条款）在大陆法系或制定法国家相当于私法和公法共同的立法大纲。若奉行前一种基本权利观，基于我国《宪法》第38条（或者即使根本就没有这一条款）, 《草案》通过第990条的规定保障民事主体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权利和自然人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那就是完全正当的。宪法保障财产权利与私法、公法保障财产权利的关系的原理也是如此，宪法从根本上、原则上保障公民财产权利，私法和公法分别从细节上以各自的方式具体保障个人的财产权利。
从前者到后者，正好30年多一点。（一）用决策机构取代权力机构可补救与宪法不兼容的缺憾 《草案》总共在8个条款中10次使用了权力机构一词。
它们的性质主要在于授予国家行政机关征收、征用和处理相应善后事宜的权力，很大程度上不属于民法条款，或许放在某部宪法相关法或行政法中比较合适。[12]肖榕等主编：《世界著名法典选编（民法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559页，第561页。
《草案》第1032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7]该法第2条后还有很多条款的主语也是人、德国人、人人、任何人、所有人，且几乎找不到将德国人称为公民的宪法条款（至少笔者阅读到的德国宪法中文译本是如此）。
